自从我撰写的《秦岭低首忆英雄》在网站发表之后，许多人来电来函说，匡友之夫妇为了革命的解放事业英勇就义，他们的事迹震撼人心，很受教育。并关切地询问两位烈士的遗骨匡雅琏和匡雅琳被张兰救出，姐姐匡雅琏被解放潼关的一位团长收养，妹妹匡雅琳留在张兰家里，以后两姊妹团圆了吗？现在她们分别怎么样？据我所知，1967年，姐妹俩已经团聚。姐姐匡雅琏在部队从正团级转业退休，妹妹匡雅琳大学毕业之后，到省直机关工作，现在也已退休。但是，她们是如何团聚的？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匡雅琳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漫漫寻亲路。也许你听后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匡雅琳被张兰救出后，养父杜春、养母张兰待她如亲生女儿一样，时刻关注她的温暖，省吃俭用供她上学。张兰夫妇的恩情，使她铭刻在心，终生难忘。但是失散的姐姐现在在哪里，成了她日思夜想的心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突出，愈来愈强烈。
最初的起点，还是在她进入初中后，小说《红岩》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轰动。特别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琦文夫妇，1949年在重庆牺牲后，他失散的七个孩子解放后相互寻找，得以团圆。此事给她以很大的触动。她想，人家兄妹七个都能找到，这和自己寻找失散的姐姐相比，难度相对要小得多。因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清楚的记得，父亲在牺牲前，反复叮咛，孩儿，一定要记住咱家在湖北，你的父亲名叫匡友之，这就是活生生的线索。
为了能尽快找到姐姐，她盘算着先从找家开始，只要找到家，就会有更多的亲人帮助。怀着找家的强烈愿望，她先给湖北省民政厅发信，又给湖北一些属于革命老区的县发信，一连发了数十封，她希望这些信件像瑞雪一样，带来期冀的春天。可是封封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失望了吗？沮丧了吗？没有！从小的苦难历练，练就了她不屈不挠的意志。发！继续发！她的精神更加振作。一封、十封、百封……这样坚持发了将近一年。是她的精神感动上帝？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喜讯终于从天而降。一天下课，她突然接到一封来自湖北的信件，一种吉祥的预感温暖心窝，她急切地打开信封，仔细地一看，果然如此，是她同父异母的二哥匡志商寄来的信，里边还有兄嫂与三个侄儿的照片。她顿时欢呼雀跃，喜泣而极。那天晚上，她碾转反侧，一夜都没睡着，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照片看了一眼又一又眼。那段时间，她走起路来有了神彩，欢快的小辫子也扎起来了。老师说她像换了个人似的，同学们也都为她找到了老家而拍手称快。
放寒假了，她同父异母的大哥匡志工专程从湖北汉川赶到了灵宝，接她与养母张兰妈妈一块儿回老家湖北汉川过年。老家里人听说找到了她，都很高兴。二哥匡志商和堂兄匡志超亲自跑到村口迎接，在外地工作的部分亲人，闻讯都赶回来与她团聚。她在家里住了九天，田二河镇上的魏书记也特来看望，并派人送来了面粉(怕她们吃米饭不习惯)。那些天，她们白天串亲戚，晚上聚在家里聊天、表演节目，有的唱歌、有的唱京戏，有的拉二胡、提琴、吹笛子，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热闹极了，这使她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离开家时，几位兄长都表态要帮她找到姐姐，她由衷的高兴。就匡雅琳来说，找到家后，使她找姐姐的信心更足了，决心更大了，愿望更强了。
姐姐在哪里？在哪里？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度里要去寻找一个人，确实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困难。
她一方面向人民日报社和几大军区发信，另一方面，处处留意，及时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和线索。就在1965年暑假回家，她在灵宝火车站候车室，意外地听到一位陌生的同志谈1949年陕西解放的情况，她就凑上去听，得知那人很熟悉当时的情况，就趁机打听1949年5月间解放潼关是哪个部队？团长姓什么？叫什么？那人很熟悉当时的情况，不加思索地说：“解放潼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十一团，团长叫王学礼。”她顿时像得了宝似的，赶紧把那人讲的情况记在日记本上。但是那人叹了口气，深情地说：“可是，不幸的是团长已牺牲了，他牺牲在甘肃。但是王团长的爱人还在，她有个女孩与你差不多，可能就在甘肃一带。”好心人知道她打听的目的时，关切地说：“你可以发信给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他当时是团长的上级。”她回去后，立即给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发了封信。张达志很负责任地把她的信转给兰州日报采访部。采访部帮她查找到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的爱人苏维仁，可是苏维仁已不在甘肃，同北京军区军训处处长卢毅结婚，现已调往北京五十七中学任党委书记。但是苏维仁确实有个女儿，名叫苏延铭，与她姐的年龄一般大。据说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就到武汉空军部队当兵去了。她立即写信给苏维仁与卢毅处长，苏维仁承认苏延铭是烈士的女儿，但不是她的姐姐，这条线索，岂能放过。她急忙把情况告诉了二哥，她二哥亲自由湖北赶到北京，与在北京的两个堂弟匡志坚、匡志刚一块找到苏维仁同志。苏维仁说苏延铭是她的亲生女儿，问苏延铭部队的番号，苏维仁严肃地说，这是机密不能告诉。他们分析，也许不是，或者另有隐情？但是匡雅琳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有一点希望，绝不言弃！她又继续发信，后来苏延铭的哥哥寄来了苏延铭的照片，同学们看了都说长得像她，年龄与她姐一样大，莫非苏延铭就是她的姐姐？大家的判定，更加激起了她的信心，她多么盼望姐妹能够早日相认。
回家后，她急忙到灵宝县民政局开了介绍信，赶到武汉，她想找苏延铭弄清个究竟。当她向武汉空军政治部的首长说明来意后，一位姓马的政委说：“只要你姐姐在我们军里，我们一定帮你找到。”然后一方面把她安排在空军招待所住下来，一方面给武汉空军凡是有女兵的地方都挂了长途电话，电话整整打了两天两夜，各处回答都说没有苏延铭这个人。她纳闷了，觉得很奇怪，明明她养父卢处长说苏延铭在武汉空军部队，怎么就没有呢？马政委说：“干脆直接打电话到北京，再问问她的养父苏延铭到底在何处。”电话打通后，北京的卢处长说，苏延铭现在不在武汉，已到陕西三原空军技术学院学习去了。马政委让匡雅琳把电话打到陕西三原空军技术学院直接找苏延铭，等了约两个小时，苏延铭的电话来了，她隐隐约约地听见苏延铭说：“她的生父叫王学礼，养父叫卢毅，养母叫苏维仁(实际上苏延铭说的是生母，由于当时电话声音模糊，她听成了养母，就是这一听错，闹出了以后的笑话)。马政委听她说完电话内容，认为苏延铭与她的母亲说的有矛盾，苏延铭说苏维仁是她的养母，苏维仁说苏延铭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建议她亲自去三原空军技术学院了解情况。临行前，武汉空军政治部的首长给她开了证明，并祝福她姐妹俩早日团圆。
她连夜乘火车到西安，来到了三原空军技术学院。她找到该院政治部一位姓王的首长，谈了她的想法，王首长很支持，当即就找苏延铭谈话。他对苏延铭说：你妹妹找你来了，你的父母牺牲后，留下你姐妹俩，你被解放军带走，你妹妹被当地一对贫农夫妇收养。苏延铭听后很困惑，说：“据我所知，苏维仁是我的亲生母亲，难道母亲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让我马上给我母亲挂个电话。”王首长一听不对呀，苏延铭说苏维仁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和苏维仁说得是一致的，这难道是匡雅琳电话听错了？看苏延铭那斩钉截铁，毋庸置疑的语气，王首长忙制止说：“你先甭急打电话，叫我把情况再问问。”王首长回来又问匡雅琳，你是不是当时把电话听错了？她说，电话声音不清楚，说不准。王首长听后摇了摇头，笑话可能就出现在这里。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苏延铭一定是你的姐姐，带走你姐姐的一定是王团长？他要看资料。匡雅琳就把所有带的资料交给了他，王首长仔细看后，从兰州日报采访部给她的回信背面发现了新线索：上面写着三十一团政委叫张平山。王首长思咐片刻，这事不如先到张政委那里问问，如果张平山能说清楚，不就什么谜团都解决了吗，王首长问她：“你知道张平山在哪里？”她答：“不知道，名字似乎很熟悉。”王首长回到办公室查了几个小时的资料，终于找到了张平山政委的讯息。张就在西安，时任陕西林业兵团司令部参谋长。王首长说：“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尴尬，你现在就到张政委那里了解一下。”王首长立即给张平山政委挂了电话，张平山政委接到电话非常高兴，立即邀她到陕西军区招待所见面。
张政委听她说明情况之后，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对她说：“解放潼关的部队，可能是十八兵团，解放后就到四川了；也可能是十九兵团，解放后到朝鲜去了；还有可能是个独立团，即第四野战军三十二团，团长叫聂德荣。”她把这些新线索都认真地记录下来。告辞张平山政委后，她立即又返回三原空军技术学院把情况告诉王首长。王首长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我打算直奔四川，走访成都军区。”王首长笑着摇摇头说：“不行呀！一个兵团就有一百多个团长，更何况解放这么多年了，这些人的工作可能都有变动，你这样去，找到的把握不大。你最好先返回潼关，调查了解清楚几个问题：第一，这个部队驻在潼关什么地方？第二，这个部队番号是什么？领导人的姓名？第三，这个部队当时带走你姐时，有无人知道？第四，有无当地人参加这个部队以后转业回乡的。把以上这些情况搞清楚后，再决定你的去向。”事实证明，王首长的建议非常关键，对她最终找到姐姐帮助很大。
于是，她坐快车返回潼关县，到县武装部请求帮助。武装部接待她的是一个姓薛的参谋，他曾听说过她父母遇难的事，因为潼关距她父母遇难地不到25公里。薛参谋很热情，一面安排她休息，一面骑自行车走村传呼，帮她了解清了有关情况。原来解放潼关的是一个解放军独立团，团长叫聂德荣。这与张平山政委提供的情况相符。部队当时驻扎在潼关县城的西关，这与张妈妈提供的情况吻合。顿时她看到了一线曙光。薛参谋还告诉她，离潼关十五里地有个凹里大队，该队有个叫樊国庆的人，就是从那个部队转业回来的。于是，她步行了十五里路，找到了樊国庆。樊对她说：“你两姊妹小时他都见过。是聂团长带走你姐姐的。1952年我就转业了，团长现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不过，你可去华阴县找商业局支部书记罗渭山。他当时是独立团后勤部的司务长，团长爱人在少华女中上学时，他经常接送她，他知道团长的情况会多些。”听后，她顾不得休息，又连夜坐火车赶到华阴县。天亮后找到商业局，不巧罗已调五房公社任书记了，到五房公社还得步行三十里路。说真的，长途跋涉，几经碾转，她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但是她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姐姐找到，没有车坐，就是再苦再累，爬都要爬到五房公社。她到路边捡了一根棍子拄着，一瘸一拐地艰难地走了三十里，见到了罗渭山。罗书记告诉她：“你们俩姊妹小时候，我都曾抱过。你姐姐是聂团长带走的。我是1954年转业回来的，听说聂团长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去了，现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不过独立团的政委田得林，现在西安体育学院当主任，你可通过他了解聂团长。”当天，她又步行了六里，在桃下坐火车赶到西安，一想快找到姐姐了，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到西安后，经过打听找到了体育学院，可田得林已调到省体委任主任了。于是她又找到省体委，可田主任到商洛蹲点去了。命运，好像和她开玩笑似的，专门考验她的心理素质。说真的，她确实都有点心力交瘁，筋疲力尽了，但是她想，路都走到这个份上，距胜利仅一步之遥，岂能气馁、退却？她坚信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快要到来，即使再困难，也要挺住！为了少跑路，她只好先找了田主任的家，寻求田主任家人的帮助。她这一寻思就寻思对了，她一进门，刚做完自我介绍，田主任的爱人就激动的说：“哎呀，你就是爱萍(姐小时名)的妹妹，你姐姐给我留的印象可深啦！”她立即把消息报告给田主任，说爱萍失散多年的妹妹来了，让他赶紧回家。田主任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见她高兴地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姐姐已在北京上大学了，她爸爸是北京军区65军的一个师长，她妈妈是新华书店经理，1965年我带陕西队到北京参加全运会，他们三口人都去看我了。”天哪，她到现在才准确地知道姐姐不但仍活在人间，而且有了真实的下落，此刻甭提她有多高兴了。田主任一家招待她吃过饭，又写了封信，介绍她到陕西军区找白主任，让白主任通过军用电话帮她联系聂师长一家(当时地方长途很难打)。她拿着信，兴冲冲地来到陕西军区，可政治部的白主任到兰州开会去了。她只好又摸到陕西军区接待站，向一位姓曹的军区秘书请求帮助。真是天道酬勤，曹秘书说：“你要找的聂德荣夫妇我认识，去年他们夫妇回老家(陕西富平)时，还在陕西军区招待所住过几天，当时是我负责接待的。”随后他立即给北京军区干部科挂了个长途电话，让把这一好消息报告给聂师长。那天，聂师长夫妇刚从医院看病回家，得知情况后又惊讶又激动。在电话里再三交代曹秘书要亲自将她送上车，让她去他们家。当曹秘书把这一消息告诉匡雅琳后，她高兴的简直要蹦起来，恨不得插上双翅立刻飞到张家口。她把这一消息首先转给西安三原空军技术学院的王首长，并请转告苏维仁，请求苏的原谅，给他家平静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想着马上要见到姐姐，她激动的忙催促曹秘书把她送到火车站。但是，事不凑巧，当时在西安登记坐火车的人特别多，最快登记的还得等一个月才能坐上火车。可她哪能等上一个月呀！就是等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她都嫌太长。她一气之下，干脆不登记了，当天爬上去北京的火车，挤到邮政车厢里。由于车厢货多，一路上腰直不起，腿伸不展。但不管多难受，只要能早一天见到姐姐，就是再苦再累她的心里都是甜的。火车走了一天多，到达了张家口的柴沟堡，这时，聂师长早已带着警卫员亲自到火车站接她。聂师长夫妇及全家对她的到来非常欢迎，都说她长得象姐姐，弟弟妹妹们都亲切地喊她二姐。姐姐的养母崔妈妈把她姐与同学们的合影像让她看，让她辨认哪个是她姐，她一眼就认出了姐姐，他们很是惊讶和高兴。当天晚上她就睡在聂师长夫妇中间，他们与她谈了整整一夜，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
不巧的是，她姐姐匡雅琏并不在家，匡雅琏那时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是中央派往西南挺进纵队的成员。她与同学们从贵州已经返回到西安，命运就是这样，她当时同在西安一个城市，虽是亲姊妹但却互不知情，她到姐姐家的第二天聂师长就发电报让匡雅琏速回家。可她姐姐不知何故要她回来，就没十分在意。她在姐姐家住了近二十多天，直到她姐姐收到第二份电报后，这才往回赶。
她哪能忘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1967年元月的一个黎明前，她还正在睡觉，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妈妈，我回来了。”姐姐的养母崔兰英妈妈起来把门开开。姐姐一进门就急切地问：“家里来了什么人，非要我火速回来？”崔妈妈把匡雅琏领到她休息的房间，指着她问到：“你认识这个是谁吗？”她姐姐看到眼前既亲切又陌生的女孩，半信半疑地想，莫非她就是失散多年的妹妹？姐姐看着她，她看着姐姐，双方半天都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来。突然间姐姐哭了，而且哭的很痛很痛。她也哭了，在场的人也都哭了起来，哭成一团泪人。姐姐哽咽地说，当时已意识到她就是她的亲妹妹。由于父母牺牲她们都小，那时虽都不太记事，但她对十八年前妹妹的长相还记忆犹新，对她们姊妹俩分离时的情景仍有印象：当部队送她与张大妈走时，姐姐被抱到团部偏院去，但是她还是大声哭喊着：“我要妹妹，我要妹妹。”后来姐姐告诉她，当时坐火车经过潼关时，她还给同行的同学们讲过有个妹妹就留在潼关一带。有朝一日，她也要踏上寻亲之路。现在她们能得到团聚，内心充满着无限地感激，感激她们双方的养父养母对她们的辛苦抚育，感激各级领导和组织的大力协助，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还是社会主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