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水呜咽 卷走惊天大案
录副奏折 藏身废纸堆中
湖南有个醴陵，醴陵有个花桥，花桥附近有个地方叫作“蜡树打金”。这个叫作“蜡树打金”的地方，之所以有个如此稀奇古怪的名字，是因为178年前的道光年间，这里发生过一宗惊天动地的冤案的原故。冤案先后牵连30多名无辜百姓，在官府的监禁讯问过程中，被折磨而屈死者多达27人。先后审讯此案或与之有关联的官吏，竟有三任醴陵知县、一任长沙知府、一任湖南臬司、一任湖南藩司、两任湖南巡抚、两任湖广总督，惊动了京师的都察御史、刑部尚书、九门提督领军机大臣，直至道光皇帝亲自过问。闹得个朝野上下沸沸扬扬，三湘大地哀号连天，醴陵渌水呜咽不息。
沉冤昭雪，得力于九门提督英和。
道光二年（1822年）十月，英和一纸奏折直陈于道光皇帝。道光皇帝甚为惊讶，御批“此案着李逢彬亲提有名人证卷宗秉公研审，按律定拟具奏”，于是真相大白，冤魂九泉含笑，贪官污吏得到应有的惩处。
令人倍感惊诧的是，这样一个七颠八倒而后否极泰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竟然极少有史料记载。我了解到这件冤案的始末，竟然得益于1997年春夏之际古玩集市上的一堆废纸。
那是一个晴明的清晨，我同万志良赶到清水塘古玩集市时，已经人潮如涌了。
一名醴陵古玩商人的声音最先吸引了我们，此人40上下年岁，显然是初入道的生手，神情有些腼腆，举止有些拘谨，地摊上除了几方并不起眼的刻铜墨盒，便只有一大堆废旧书刊和纸片。听到我们的乡音，古玩商人立即神态自然了许多，他要我们看看他的刻铜墨盒。我的兴趣倒是在那堆乱纷纷的纸片片上，一面答腔一面便去细翻。忽然，我发现其中有一份“奏折”，抬头为“步军统领英和等为奏闻请旨，仰祁圣鉴”，结尾是“道光二年（1822年）十月初六日奉旨批，此案着李逢彬亲提有名人证卷宗秉公研审，按律定拟具奏。原告甘启琇该部照例解往备质，钦此”。
这不是奏折吗，可遇难求的东西，今天怎么撞上了？
再仔细些看，通篇文字为一人笔迹，道光皇帝的御批也不例外，惊讶立即又被疑惑所替代，真奏折是朱批，这奏折怎么是“黑批”？转念一想，伪造这么一份“奏折”有什么意思呢？不说近千蝇头小楷写得如此认真需要时间和精力，就是寻觅一张百年以上的旧纸也绝不容易。要紧的是，一看便知并非真正的奏折，谁还肯掏钱买它？
偷偷与万志良交换一个眼色，他却口快，大声说：“假奏折，废纸一张。”
我却不忍舍弃，既要伪造，又伪造出这么个天大的纰漏，总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古玩商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勉强笑一笑，用醴陵话告诉我，他是收废书旧纸一起收来的，自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有兴趣，”他说：“就送给你去研究研究。”
我又吃了一惊，断定没有人会傻到这种地步，竟然费时费力伪造一份奏折，百里迢迢来古玩市场找陌生人送礼。想想人家是做生意，于是掏出几元钱，算是买下了。我料定这纸“奏折”必有些可挖掘的东西，于是从它开始考证，事情便渐渐明朗。
有关史料记载，清代雍正年间改革吏治，雍正七年设军机处，并且规定，此后凡奏陈之折，皇上御批之后发还军机处，由军机处抄录一份副本发还具奏人落实，正本存军机处。这份抄录的副本，称作录副奏折。我恍然大悟，几元钱买下的，竟是道光二年（1822年）的录副奏折。难怪它的结尾是“奉旨批”，原来是十月初六日到达军机处的。
那么，录副奏折本应发还“英和等人”去落实，最多也只会从北京“落实”到长沙，缘何跑到醴陵去的？
我想，答案可能在录副奏折的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