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两岸正式实现全面三通,海内外中华儿女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为了这一天,多少人为之奔波,为之奋斗;多少人祈盼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然而,二十年前的今天,两岸三通却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浅浅的海峡隔断了多少亲情、友情?作者的一篇二十年前的日记,为我们展示了这冰山一角。
访平戬老人
听说大段村的慰然先生有一所不平凡的经历,就一直想去拜访他,今天得闲,于是约一友人前往,时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骑自行车从靖林乡政府往西,约十分钟,就到了住在路边的村书记家,由村书记当向导,在村小学傍的一幢土房子前的大树下,看见一个白发长者在看一本厚厚的小说,向导说,他就是平戬。
见有人来访,老人很有礼貌地起身跟客人握手,进屋泡菜,然后他把我们带入了他的不平凡的岁月。
“我叫平戬,字慰然,生于一九零四年五月,年幼时读了几年私塾,有一点文化基础。一九三二年由我叔父平戒介绍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处教练所训练,担任班长,不久我奉调到税警团当副官,中慰信号官,调洛阳训练,这就是迁址后的黄埔军校。我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记得校长是蒋介石兼任,张治中任教育长,张学良任校务委员,何应钦也是校务委员,祝绍周任班主任。五院院长都兼任了校务委员,与我同期的学员有一千多人。学校授课有四大教程、指挥兵团作战等。”说到兴趣处,老人为我们唱起了校歌:怒涛澎湃,党旗挥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要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无尚精神···”唱着、唱着,老人的眼里泛起了泪花。他说,正是在这校歌的鼓舞下,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学到了不少本领。
平戬说:“民国二十四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当上排长,不久调往南京地区,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我所在部队调往上海,我参加了八一三松沪抗战。我驻守的地方离四行仓库不到一里,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兄弟们都非常勇敢,决心保卫好大上海,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不少战友阵亡,也没有时间悲伤,有的只是对敌人的仇恨,战斗到第三天,我腿部负伤,被救下后转往后方南昌医院治疗。”
“一九三八年,我叔父在婺源县当县长,兼后方伤兵管理处宣慰科长,调我去当连长,两年后我升任少校,后任中校政工室主任,由于我祖母病故,我回家奔丧,没有回部队,就在家乡当了乡长”。
平戬说:“我叔父平戒从三十年代起先后任江西余江、金、德兴、婺源等县县长。一九四零年盛世才把他要过去,担任了新疆塔城地区专员,当了两年。当时,苏联在新疆策划中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我叔父受了蒙骗,带了两个团的兵力进入苏联谋求所谓‘政治遇难’,国民政府派蒋经国再三交涉,才把他们搞回来,从此不再受到重用,于是他回到家乡赋闲。”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要过江的消息传来,平戒与陈彦组织民主自卫军,陈彦任司令,平戒任政委。这时他的同学陈其寒已是解放军将领,在南昌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听说平戒在修水拉队伍,就打电报叫他把队伍交给解放军,于是他将队伍交给解放军改编。我叔父去了南昌,担任了省交通厅主任秘书,后来担任了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文革开始,造反派纠缠他的历史问题,我叔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平戬说:“我昨天晚上听到广播说台湾解除禁令,允许民众来大陆旅游,这是件好事。我认为台湾应该统一。台湾有人认为不能与共产党谈判,认为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吃了亏,我认为这不能怪共产党,只能怪当时国民党腐败无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如果能够统一,国家就能加快建设,早日繁荣富强,如果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统一,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平戬说:“我有个朋友叫曾型,是朱溪人,当时任江西保安处中队长,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我叔父有个朋友叫郑质庆,担任江西保安处四团团长,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带该团去了台湾,民国三十三年我在漫江当乡长时,我与他是知心朋友,这么多年来,不知他们情况如何,要是在有生之年能见见面多么好。”
平戬说,他现在一个人生活,经济比较紧张,他的妹妹原在南昌八一纪念馆当讲解员,现已退休,妹妹非常同情他,经常寄点钱来,缓解了不少困难,今年已寄七十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