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使人明智”，这是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作为人类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史，也具有同样的功用。出版活动承载着人类文明积累与传递的重要责任，对出版技术史的变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无疑会从中发现技术之外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信息，从而使我们更清醒、更从容地面对今天出版技术的现代化转型。这正是《中国出版技术的历史变迁》出版的意义所在。
匡导球先生长期工作在新闻出版第一线，对出版技术领域许多令人振奋的进步和未为人所察觉的隐忧均有切身的体验。在他看来，当前业界把出版技术的现代化，简单理解为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技术的依赖性，制约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大量核心信息被外人控制，丧失关键技术的自主性，久而久之可能危及国家的文化信息安全。这种在学界已不多见的济世安邦的情怀，使得一部自然科学史专著渗透出难得的人文色彩。
正是由于强烈的现实关照，使得作者希望通过对近、现代中国出版技术史的悉心勾勒，尤其是对出版技术发展内在逻辑(动因、机制以及模式)的研究，为当今乃至未来寻求出最为合适的路径。研究领域的创新，取决于新材料、新方法与新观点，作者选择学界未曾深入的“蓝海”，突破既往研究囿于技术源流的考证及操作层面的原理介绍，而将出版技术史的考察，置于鲜活而立体的时代背景中；扬弃既往研究将出版技术史，等同于出版史、编辑史与印刷史总和的陈式，而将出版技术史视为完整的、有着生命律动的有机体；摆脱传统学科意识的局限，综合运用科技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尤其在收集资料的具体手段上，采用了本学科很少采用的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独特方式。在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的基础上，终于培育出独有的思想果实：“出版技术并不是按照—种内在的、固有的技术逻辑发展的，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出版技术的转型机制，表现为技术——需求双重诱因模式、政府行为诱因模式与企业行为诱因模式。不同的创新机制，产生不同的创新效应。”“中国出版技术创新已走过‘引进创新’阶段，正致力于技术的‘集成创新’，其未来方向应是‘自主创新’。”这些颇有内涵的洞见，会不时愉悦读者，而成为点睛之笔。
匡导球先生显然希望通过对出版技术变迁史的深入探究，让历史更清晰地告诉未来。其实，每一段过去以及过去的每一部分，都充满着许多谜—样的意味。破解历史之谜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只有明智的人，才能领略到历史的真谛。对此，本书作者进行了可贵和有益的尝试。我们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中国出版技术史的研究，以便吾辈及后人从更多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更好地以史为鉴，借古察今，既不陶醉于古代的辉煌，也不自卑于近代的落伍，更加理智地面对未来，为当代中国出版技术的进步奉献更多的智慧与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