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镇明)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家风。这种家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华夏康氏有自己的家风，而且内容是多侧面的，但他的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崇德尚善，二是推仁尚贤，这和华夏民族很多大家族的家风主流是一致的。正是因其有一致性，代表的是一种普世价值，才弥足珍贵。它保证康氏在周朝得封，治卫，开枝散叶，形成绵绵834年的超长国祚；保证康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繁衍发展，形成一个人才辈出的大家族。对康氏优良家风形成的历史进行追溯，能够为今天康氏家族的继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华夏康氏家风的初步形成，得力于得姓前列祖列宗治国先从齐家始的传统和得姓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对于这种论断，我们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找到确凿的根据。由于相关的记载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我们只要仔细观察《诗经》中的相关记载就可以了。《诗经》中与此相关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记载康姓产生前列祖列宗创业、发展、得国、治国的诗作；记载康姓列土得姓和封卫、治卫的诗作。
汉毛亨《诗序》：“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阻饥：困于饥荒）。陶唐之中末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毛亨这段《序》是对康氏得姓前列祖列宗的经历和西周历史的高度概括。
《诗经》所收作品，上自周始，下及鲁僖，历四百六十年。
（一）、《诗经》中与康氏得姓前列祖列宗有关的作品
我们先看《大雅》中相关的记载。《大雅·大明》记述王季娶太任生文王，文王圣贤品德的养成，就是主内的太任悉心教育的结果。《大雅·思齐》序：“《思齐》，文王所以圣也。”这首诗是说明文王成为圣君的原因的。孔颖达在《疏》中说：“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亦由其母大贤。”文王之所以能成为圣君，一是天命如此，二是文王的母亲太任是一位贤德的母亲，能对文王悉心教导。汉刘向《列女传·母仪传》：“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从中可以看出，太任怀着文王的时候，就对他进行胎教。文王出生后，虽然聪明过人，但太任一点儿都不放松对他的教诲，使他最终成为圣君。《大雅·灵台》序：“《灵台》，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意思是说，周文王接受天命，民众爱文王有神灵之德，连鸟兽昆虫都受他的德泽，因此民众都依附他。一个连鸟兽昆虫都倍加呵护的人，当然不乏爱民亲民的美德。这种美德的形成，当然与内廷的培养密切相关。
宗族之间、宗族与姻亲之间相亲相爱是维系国家统治、保持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周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这种关系，用多种手段促进上层社会的和谐。君臣亲朋的欢聚宴享就是保持稳定和谐手段之一，记载这种活动的诗被后人称作“宴享”（宴享：也写作燕飨，燕同宴）诗。燕飨不单单是为了享乐，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在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是宫廷中礼仪、亲情的扩展。比如《小雅·常棣》是燕兄弟的，表现的是亲亲之道。《小雅·伐木》是燕朋友故旧的。郑玄认为，“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而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也就是说，无论是贵为天子，还是地位低下的庶民，都是需要有朋友的。亲族和睦，有不离不弃的朋友，不抛弃故旧，民众的道德就会变得醇厚，社会当然就会变得和谐。《小雅·湛露》是天子宴诸侯的，通过对诸侯的宴飨，巩固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宴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宴饮中的仪式，与宴者的守礼有序，宾主之间融洽的关系，都是礼乐文化的体现，更是形成有序的人与人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
十五国风之中，《周南》、《召南》是产生于周王畿附近其风化直及南方的作品，因此被论诗家称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周代在举行燕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的时候，都要演奏二南中的诗歌。《周南·关雎》唐陆德明《音义》：“周者，地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岐山之阳，汉属扶风美阳县。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被（被：意为覆盖，下同）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汉广》序又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是也。”陆德明在《音义》中先说明《周南》产生的地域，再说明这些诗影响很大，其范围覆盖了整个南方，也就是回答了这部分诗为什么称“周南”。不过，这里所说的南方，指的是当时的江汉地区。
《周南》所收之诗，按古代为《诗》作注的诸大家的解读，全部与宫廷女子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和先祖的治国理念有关。《大雅·思齐》里有这样的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唐孔颖达《疏》曰：“先正人伦，乃和亲族，其化自内及外，遍被天下。”因为“刑”通“型”，典范的意思；“寡妻”指嫡妻。治理国家先从身边人做起，先齐家，然后是亲族，再把这种典范作用一直推及诸侯之国和卿大夫之家。可以看出，先祖治理天下，是先从宫廷内部入手的,形成一种良好的家风，然后其风化自内及外，自上及下。《周南》所收之诗，是对《大雅·思齐》中所倡导的治家理念、治国理念最形象的解读。《周南·关雎》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风：动词，用风气影响而化育）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孔颖达《疏》：“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风化，始于其妻。”强调的是治国先齐家之意。国君夫妻之事，表面上看是“细事”，但它关乎用什么样大的风气影响臣民，因此《关雎》一诗才成了“风之始”——被放在了十五国风之首。接下来的几首诗和《关雎》一起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葛覃》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红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卷耳》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君子：指作国君的丈夫），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樛木》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汉毛亨《传》：“后妃能和谐众妾，不嫉妒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逮”是“及”的意思，“下”指众妾。《螽斯》序：“《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子孙众多才能保证家族旺盛，同姓子弟构成的一个个封国是支撑周王朝大厦的筋骨。《桃夭》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孔颖达《疏》：“作《桃夭》诗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内修其化，赞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礼，婚娶不失其时。此虽文王化之使之然，亦由后妃内赞（赞：助）之致。”《芣苢》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由《关雎》到《桃夭》全面反映了后妃之德、后妃之本、后妃之志、后妃之品、后妃之美，是文王治国先治家，治家先治内的治国理念生动体现。宋代朱熹也持相同的观点，《周南》朱熹集传：“按此篇首五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举其全体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言也。其词虽主于后妃，然其实皆所以著文王修身齐家之效也。”
《兔罝》序：“《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汉广》序：“《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被于南国”，指覆盖到南国，说明文王教化涉及范围之广。《汝坟》序：“《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坟，涯也。”“汝坟”指的是汝河河边、岸边。《麟之趾》序：“《麟之趾》，《关雎》之应也。《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瑞兽，按郑玄《笺》中所说，这种瑞兽：“王者至仁则出。”只有像文王那样仁德的君主在位时，麟才会出现。由《兔罝》到《麟之趾》，是文王王道教化强大影响力的具体体现。
（二）、《诗经》中与得姓祖康叔及卫国时期诸位先祖德行德政有关的作品
记载得姓祖康叔及卫国时诸位先祖德行德政的典籍很多，如《尚书》、《左传》等，但《诗经》中《邶》、《鄘》、《卫》三风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卫国地域广大，各地土风不同，诗歌风貌多异，故编纂《诗经》的人，把卫国诗歌分为《邶风》、《鄘风》、《卫风》三部分。《邶》之风有19首，《鄘》之风有10首，《卫》之风有10首，计39首，占十五国风的近四分之一。这39首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卫国历史、卫国文化，这39首诗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卫国诗歌在周代就得到了时人高度的评价。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毛亨传：“渊，深也。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卫康叔、武公德化深远，虽遭宣公淫乱，懿公灭亡，民犹秉义而不为困。”季札肯定卫国诗歌内容深厚，思想深刻。毛亨认为，卫国虽然遭受那麽多大的变故，但卫国人始终能坚守道义而不受困扰，民心始终没有丧失，原因在于卫康叔、武公德化的深远影响。康叔之所以治理卫国能成功推行德化，当然与康叔自幼所受教育有关。康叔出生在周都丰京，在宫廷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周人宫廷教育严格，有悠久的传统。太王古公亶父的嫡妻太姜、王季的嫡妻太任、文王的嫡妻太姒都以能整肃后宫、严格教子扬名于世，可以说是一种家族传统。自幼在宫廷中接受文王和太姒的教诲，对康叔深厚道德的养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于康叔、武公的德行，历代经学家、史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史记·三王世家》：“武帝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皇帝敕命称“制。”连汉武帝在敕命中都称赞康叔有德。至于说康叔“独尊”，需要正确理解。首先，需排除地位上不可比较的对象，像伯邑考，早死；武王是天子，周公为太宰、摄政王，因此，武帝没有把他们当作比较的对象。其余七兄弟中，在西周初的地位，康叔的确可称独尊。因为康叔徙封殷商旧地后，封地面积最大，又是卫国开国之君，东方诸侯之长，还是西周三支大军之一的殷八师的统帅，代周天子镇抚东方，成王亲政后，又拜他做大周司寇，管叔、蔡叔、郕叔、霍叔、曹叔、聃季皆七十里封地，无法和康叔相比，他们也都不掌握军队。再者康叔有善行，有美名。《史记·官蔡世家》唐司马贞《索隐》：“聃季、康叔皆有驯行（训行：善行。梁顾野王《玉篇》：“驯：从也，善也。”）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聃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令名：美名。《诗经·大雅·卷阿》：“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左传·成公十年》：“忠为令德。”）于天下。”另外，康叔有才能。郑樵《通志·氏族略·以官为氏》：“如周公之兄弟也，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皆有才能可以任官者也。五叔（五叔：指康叔之兄管叔、蔡叔、郕叔、霍叔、曹叔）无官，皆无才能不可以任官者也。”总之，古代经学家、史学家曾从德行、才能、名声等各方面对康叔做出过全面评价。
有这样一位德行深厚的开姓之祖，子孙在追怀他的时候，当然不会忘记他的教诲对良好家风的形成，对子孙道德的养成产生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卫国834年的治理，对卫国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这一点，观察《诗经》中所收的可以得出最直观的印象。产生在卫国的39首诗，除了它们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之外，还可以起到“诗以证史”的作用，也是研究卫国历史和康姓家族史的重要史料。 这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和《诗经》中大多数诗篇都属于集体歌咏或不知作者姓名不同的是，按先贤的考证，卫诗中有不少诗篇属于个人创作。这中间卫国宫廷出现了六位女性作者，更是先秦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令人瞩目的。据《卫风·河广》 宋朱熹集传：“卫有妇人之诗，自共姜至于（宋）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于礼义，而不敢过（过：有过失，犯错误）焉。夫以卫之政教淫僻，风俗伤败，然而女子乃有知礼而畏义如此者，则以先王之化犹存焉故也。”从中可以看出先祖的德行教化影响深远。对这六位女作者的记载，清代阮元《十三经注疏》中保存的汉唐人的解释和朱熹在《诗集传》中的解释也是一致的。
当时卫国宫廷中，第一位有诗歌传世的女作者是共姜，作品是《鄘风·柏舟》，汉代郑玄和宋代朱熹都认为此诗是卫太子共伯之妻共姜守义之作。共伯早死，父母欲强迫共姜改嫁，共姜誓死不从。
第二位女作者是庄公的夫人庄姜。庄姜是齐国公主，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又是当时著名的美人。庄姜一共留下了4首诗。有《邶风·绿衣》、《邶风·燕燕》、《邶风·日月》、《邶风·终风》。庄公之为人，狂荡暴疾，而且宠信州吁。州吁的母亲恃宠而骄，经常谗毁庄姜。她亲自养大的桓公又为州吁所弑。在这样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庄姜仍然能够坚守本分，诗中虽然自诉痛苦，但不肯明言庄公之过，因此朱熹赞扬她能“止乎礼义。”
第三位有诗歌传世的女作家是卫女。《邶风·泉水·序》：“《泉水》，卫女思归也。”孔颖达说这位女子是卫国公主，是一位诸侯国国君的夫人，生活的时代是宣公在位时，从父母已没看，父亲应该是庄公或桓公。朱熹对这位卫国公主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邶风·泉水》集传中说：“卫女嫁于诸侯，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杨氏曰：卫女思归，发乎情也；其卒也不归，止乎礼义也。圣人著之于经，以示后世，使知嫁异国者，父母终，无归宁之义，则能自克者，知所处也。”她知道父母已离世，这时归宁不合乎礼制，因此只能克制自己，这是“止乎礼”的行为。孔子删诗时，特意把它保留下来，就是为了让它“著于经，以示后世”，把它保留在《诗经》之中，让后世的人都效法这样的典范。
第四位有诗歌传世的女作家是许穆夫人。《卫风·载驰》序：“《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许穆夫人是宣姜和昭伯顽的女儿。据《列女传·仁智传》记载，许穆夫人及笄论嫁之时，她告诉懿公，自己愿意嫁往大国，一旦卫国遇事之时，可得强援。在当时纵横交错的诸侯国关系中，婚姻关系很多时候是一种结盟行为。这位卫国公主在婚姻关系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国家的政治利益。可惜国君没有听从她的主张，把她嫁到小国许国，卫国面临狄人入侵时，不能及时得到大国的援助，懿公身死国灭。《载驰》朱熹集传：“宣姜之女为许穆夫人，闵卫之亡，驰驱以归，将以唁卫公于漕邑。未至，而许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来者，夫人知其必将以不可归之义来告，故心以为忧也。既而终不果归，乃作此诗，以自言其意耳。”由于受当时礼义的约束，许穆夫人最终也没能回到卫国吊唁宗国灭亡，父兄亡故，但她的远见卓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受到后人的敬仰。许穆夫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
第五位有诗歌传世的女诗人也是一位被古代诗学家称作卫女的卫国公主。《卫风·竹竿》序：“《竹竿》，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适异国”指嫁到异国，“不见答”指在很多事情上得不到丈夫的回应，可见是遇到了不称心的婚姻。她幻想有朝一日能回到卫国，用一条又细又长的竹竿，到淇水中垂钓。但这位公主“思而能以礼”，也就是说虽然在逆境之中思乡思亲之情强烈，她还是能够把握自己，抑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制，因此她的行为受到了历代诗评家的赞扬。由于缺乏更详细的史料，这位卫国公主是哪位国君的女儿还无法确定。
第六位有诗歌传世的女作家是宋桓公夫人，有作品《卫风·河广》。陈奂《诗毛氏传疏》：“当时卫有狄人之难，宋襄公母归在卫，见其宗国颠覆，君灭国破，忧思不已，故篇内皆叙其望宋渡河救卫，辞甚急也。未几，宋桓公逆（逆：迎）诸河，立戴公以处漕，则此诗之作，自在逆河之前。《河广》作而宋立戴公矣，《载驰》赋而齐立文公矣。《载驰》许诗，《河广》宋诗，而系列于《鄘》、《卫》之风，而二夫人于其宗国皆有存亡继绝之恩，故录之。”陈奂对《河广》、《载驰》没有收入宋国许国诗歌之内而是收入《卫风》《鄘风》做出了精到又合情合理的解释。而他对许穆夫人、宋桓夫人为保存卫国所作贡献的肯定，让人于许穆夫人外，又认识了另外一位伟大的爱国女诗人宋桓夫人。
卫康叔家族中六位女诗人诗歌，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精神，和得姓前先祖“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治国先齐家，治外先治内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在宫廷中接受严格教育的人才能具备。一个人在顺境之中坚持某种理念比较容易，要在逆境中做到守礼而不失义，需要有冰雪节操。特别是庄姜、许穆夫人、宋桓夫人都生活在卫国政教第一次大混乱时期，国势的衰微，人生的磨难，都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许穆夫人在个人幸福和国家利益面前大仁大义的选择，庄姜在坎坷人生中显示出的宽广胸怀，宋桓夫人在亲情和礼法出现矛盾时的理智选择，都为家族增添了无上的荣光。
前面我们曾提到吴国贤公子季札对卫风的评价，他除了用“美乎，渊哉”赞美卫风外，更从根本上指出了影响卫风的核心要素，是康叔和武公的德政传统。卫风中的作品，从整个价值取向上看，是积极向上的。《鄘风·蝃蝀》序：“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国人不齿，反映的是一种有共同取向的普世价值观，说明卫人并没有因为个别国君、个别时期政教混乱而在道德选择上偏离正确的轨道。《鄘风·干旄》序：“美好善也。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反映出在卫国好善之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影响。同样反映这种自上化下的诗还有《卫风·淇澳》。《卫风·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历览卫风，《硕人》一诗中表现出的对被谗毁者的同情心，《二子乘舟》中表现出的对被害者的悲悯之情，《木瓜》中的知恩图报思想，《伯兮》中女主人公对丈夫的忠贞，《凯风》中孝子的孝思，六位女诗人作品中反映出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典范行为，大量刺诗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这些汇成了《卫风》思想的主流。
武公德行，除了《卫风·淇澳》有详细记载外，《小雅》、《大雅》中武公自己的作品对其德行人品反映得更加清晰。很多研究《诗经》的人都认为《小雅·青蝇》是武公的作品，《文史》51—59载有邵炳军《青蝇、宾之初筵、抑作者卫武公事迹考》，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小雅·青蝇》序：“大夫刺幽王也。”《宾之初筵》序：“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沈：沉的古字）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一个人愤而能刺，表现他忠诚耿直的性格，说明他在浊世仍不失赤子之心。
《大雅·抑》亦是卫武公所作。《大雅·抑》序：“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大雅·抑》朱熹《集传》：“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抑》不但是一首刺诗，也是一首很著名的诫勉诗，孔子的弟子南容，“一日三复（复：诵读）此诗，孔子以其兄之子（子：指女儿，古代男孩女孩都可以称子）妻之。”可见这首诗在古代就被圣人所看重，从中也可看出武公死后为什么被谥为“睿圣”。
历览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大家族，它们都有各自治家的规范，都有自己培养子弟的途径，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风，都把这些东西当作家族重要的遗产一代代向下传承。华夏康氏作为一个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大家族，从得姓前列祖列宗到得姓祖康叔，在治家上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如今，华夏康氏千支万派，都非常重视家风的传承，因为它是促进家族稳定发展，避免出不孝子弟重要保障。得姓前列祖列宗和得姓后卫国时期列祖列宗留下的治家遗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